对此，法律须规定授权内容、目的和范围。
（二）摘录内容 驳回抗告。依《建筑基准法》规定，该法的前提在于，确认建筑物的计划适合建筑基准相关规定。
[22] 米丸恒治・本件判批・民商法雑誌133卷4・5号（2006年）286页。此一公权力行使的区分，是以行为性质作为判断标准。对本件裁定，学说大致给予消极评价。如此，因违法行为而生损害时，公权力行使具有以租税承担责任且对行为人赋予免责效果的性质，原则上应限于地方公共团体的构成员或职员作为职务以实现公益为目的而为的行为。因此，一定程度上扩张民间事业者责任的成立要件虽可肯认，惟仍不得将其扩张到与公共团体一样的程度，而应考虑受托业务的性质、与公共团体分配角色的态样及民间事业者的组织型态等因素而设定其要件。
[18] 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2）」法学教室343号（2009年）93-94页。关于Y的上诉，撤销原判决中Y的败诉部分，并驳回X的控告。(施密特·阿斯曼，2012：98)因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可接受性的前提，但是可接受性又是超越合法性而追求行政正确性的因素。
现代程序理性的四标准之一就是：程序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资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这样可以使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优化选择。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实质上是行政机关与私人进行反思性对话、交往的过程，一个通过契约、协商与和解进行实质性利益沟通的过程。(二)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参与式治理 新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行政法的关注重心由传统的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向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及行政立法转移，而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该如何设计才能应对该种转移？主要在于保障重大行政决策模块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有在开放性的裁量空间内，可接受性才具有独立的地位。
我国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就引入了辩论规则化的理念，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33条第1款：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建议在启动程序方面，赋予除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程序参与主体一定的行政立法的动议权、公民建议权等。
因此，法律的变革，也只有通过法律体系中的自我反思，才有可能达成。同时，伙伴化结构不是简单的强调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如何分配任务，而是利用合作式架构的优势致力于如何发挥行政程序在提升合作行政中的品质，因而具有共识性与互补性。美国学者托马斯(2010：27)曾提出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与共同决定五种阶梯式公众参与类型。(二)行政程序主体结构的伙伴化 传统行政程序的主体结构是线型模式，即行政程序调整的是处于对峙态势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作用的场域，这种线型主体模式以命令—服从为特征，以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传输意志。
在传统行政法看来，行政裁量权是法治的敌人，彼此势如水火，因而将正当行政程序的使命聚焦于对裁量权滥用的严密防控。由于这种反思整合型程序是在一种新的、非等级制的、去集权化的环境中生长和运行的，因而无论是从程序主体还是行为方式上来说，都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在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要有效规范私人行为，主要需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时是否取得行政主体的地位？第二，行政主体通过何种程序监督私人主体履行行政任务？第三，正当法律程序是否严格适用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行为？ 在德国，给付行政和引导行政领域只要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事实理由反对，行政机关就可以选择公法方式或者私法方式活动。有学者认为合作式行政行为的程序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将行政决定上的各种先前调查工作交给私人来做。
在实践中，公私部门常常通过特许经营、行政委托、合同外包、专家参与、行政助手和补助等形式实现行政任务，这些类型的公私合作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错综复杂，但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契约形式的正式合作行政行为和以指导、单方允诺、君子协议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合作行政行为。社会次级系统会选择性地利用法律来处理自身的问题，并且是恣意地选择，来建构它自己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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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狭隘观念，也被不可逆转的公私合作治理洪流所摒弃。另外，鉴于合作行政中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相互依赖的现实，合作式行政程序也是解决传统行政程序与市场机制功能冲突的难得途径。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因此，这种交往理性之下的行政程序能够兼容多重价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排序。二是论辩程度的掌控，即论辩的节制性，对于论辩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止的各节点均明确行政权威的隐性存在，在论辩程序失范时，强制权威或登台代替论辩或严控论辩规则。行政效能不同于效率范畴，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实现其管理目标，从事公务活动，发挥功能的程度及其产生效益、效果的综合体现。
面对合作行政这种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技术予以应对，行政程序显然是应对这一新面貌的重要技术之一。辩论机制的设置明显优于全票通过会。
反思整合性的启动及运行机制对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的行政程序来说难度较大但有必要，不仅可以及时反馈决策失误的可能，降低政治风险，也能使得交涉阶段暂时性的共识通过不断整合固化成为确定性制度。论辩规则化则为程序各方主体在交往平台空间中提供了行为准则。
(廖义铭，2004：168)进一步来说，这种反思性行政法主张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控权式及‘市场主导型的行政法制度而设计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反观我国，由于国家任务的不断扩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诸多经济社会难题也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加强合作的途径才能予以克服解决。
这种封闭的、一元化的价值立场常常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譬如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和控制行政权力彼此不能兼容，控制权力必须牺牲行政效率。交往过程中的暂时性共识是通过程序进行整合的，即反思整合型的行政程序需要做到通过吸收各节点信息完成对交涉每一阶段的整合。(颜运秋，2012：43)一般来说，不论和解程序在具体程序设计上有何差异，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程序两造彼此合作的良好互动关系。合作行政下公私之间合作形式的多样化，涌现出大量的各种不同于传统单方行政行为的合作行政行为，由此出现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行政程序。
对于私人主体以私法方式承担行政任务，则不完全受制于公法制约。[3]其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尤其是在税法、反垄断法、环保法、证券法等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内，本质上为执法和解程序并在结果形式上体现为行政合同的订立。
这昭示着一种不同于正式行政程序的非正式行政程序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具体而言，行政程序将朝着以下的方向变革：程序价值的兼容并包、主体结构的伙伴化、程序风格的交往理性化以及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
相对方也不可以论辩之名，发泄私愤，阻断程序，需有的放矢针对问题焦点竭力辩驳。在代议民主框架下，行政权的正当性源自于代议机关的授权，法院的司法审查无非就是保障行政不得逾越法律授权的界限。
走向 一、合作行政的兴起及对传统行政程序法的冲击 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是广义行政法规范的对象，因此，只要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迁，行政法体系也就必须做出相应变革(陈爱娥，2005：5)。行政程序的确具有控权功能，但若将程序控权作为唯一价值，则无法应对现代行政复杂流变的新需求，正如学者所言：社会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呈现的越来越大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终结了权威单一、主体单一、方式单一、透露着工具主义陷阱的程序控权的神话。二、合作理念下行政程序的基础及其意义 (一)合作理念下行政程序的基础 1.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 从依法行政的正当性来讲，民主无疑是其中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比较法只能提供视角，且域外对于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公法规则尤其是程序法的态度正处于不断改进中
[18]塩野宏教授也认为，指定机关虽接受国家委托执行公权力事务，但二者间尚未成立上下隶属的行政机关关系，该指定机关是以自己名义行使公权力，并且有权收取费用作为自我收入。[14] 支持本件最高法院判决的见解认为：本件系损害赔偿的案件，应从有效救济被害人的角度思考，国家或公共团体如负损害赔偿责任，则对被害人的救济而言并无欠缺，故本件判决否定雇用人责任并无不妥，对民间事业者的制裁，应期待《国赔法》第1条第2项所定的求偿权或许可的撤销等行政处分。
[26] 山本隆司教授认为：关于《国赔法》上公权力行使宜如何界定，应由适用《国赔法》的法律效果出发，订立其判断标准及要件：第一、由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异于由全体纳税人分担。就此，县具有权限与责任，即使违背儿童及亲权人等的意思，仍对需要保护儿童采取安置措施。
[13] 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1）」法学教室342号（2009年）65页。这是因为，民间事业者在其营利或非营利的固有业务中使用且监督其受雇人，且有可能作出加害行为的主要原因。
